78年前，河北定州市那时还叫定县。煊赫一时的乡村建设实验就在定县的翟城村展开。“我们的基本实验工作就是四大教育，”领导定县实验的晏阳初总结中国农民存在“愚、穷、弱、私”四大问题，他提出在农村实施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    为此，晏阳初在定县农村开办平民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向农民讲授生产技术，推广农作物和牲畜的优良品种；组织合作社，改良手工业；建立一整套保健制度，推行节制生育。晏阳初还经常对农民进行公民训练，以解决所谓“私”的问题。至今，翟城的老百姓仍津津乐道于晏阳初当年科学实验培育的新品种：“那个时候，谁不知道定县猪、定县来克亨鸡!”    在当时，定县是中国一个比较安定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情形都颇能代表华北一般的农业区域。但后来，因日军入侵华北等原因，定县实验被迫于1936年终止。
1926年10月，晏阳初及同仁在“自觉心、责任心、奋斗心”激励下，“为培养国民的元气，改进国民的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决心从象牙塔钻进泥巴墙、茅草房里的劳苦民众中间，与人民为伍，向人民学习”、“当民族的仆人，大众的仆人”，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参加定县实验，工作人员最多时达500余人。陈筑山、孙伏园、瞿菊农、李景汉、傅葆琛等放弃了大城市的舒适生活与高官厚禄，先后来到河北定县，这就是传颂一时的“博士下乡”。如汪德亮是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之侄，留美回国不久就来到定县，后汪精卫要他去南京当官，他却只呆了一年又回到定县，并参加了以后湖南衡山乡师和重庆北碚乡建院的领导工作，终身为平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中共地下党人白志耕、张寒晖(《松花江上》作者)、霍白丁等也曾在定县工作；公民教育部主任兼秘书长陈筑山教授，还举家迁居定县高头村，并在该村举行婚礼；更有陈治策、章士元等大博士与定县农村姑娘结为伉俪的佳话。
1929年，晏阳初举家搬到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房。“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他说。    据后来的描述，其时翟城多数村民以小米和山药为主粮，以及小麦、豆类、高粱、荞麦等。菜有葱蒜、豆角、白菜和萝卜干。一家每月不过用1毛钱的香油，除端阳、中秋和过年，全年几乎见不到肉。贫苦人家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过一块五毛钱。没有消遣，除了过年可以听秧歌看大戏外，平时只有逛庙会和赶集，冬天只能蹲在墙角屋檐下晒太阳。    可以想见：翟城和中国多数村庄一样，处于一种极度封闭的状态中，而封闭的结果就是农民的“愚”、“穷”。而且，当时政府管理体系的触角并不曾延伸至基层农村。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不同于以慈善为怀的贫民教育；也不是社会教育的别称；不是为少数人所专有的贵族教育；亦非欧美式的成人补习教育；而是为培养和提高民智、民生、民力、民德而进行四大教育的固本奠基事业。乡村建设与乡村改造是平教运动的发展，肩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要求改造人与改造环境结合起来。其中，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各种改造与建设，都须经过教育才可望成功。晏先生特别强调“师范改革”，即乡村师范必须肩负培养中小学教师与乡村改造骨干的双重任务。    晏阳初及同仁经过长期探索与实验，成功地创立了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字)、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教育三式连环进行与整体推动为特征，以提高平民首先是农民的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造就一代代“新民”为奋斗目标，从根本上铲除愚、贫、弱、私这四大劣根以救亡图存。
晏阳初倡导的学校式教育教材，是以在法国和北平、烟台、嘉兴、长沙以及冯玉祥、张学良、何柱国等部队用过的《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为蓝本，精选出1312字编写成《农民千字课》作为教材，再精选3400字编成《高级平民学校读本》，供部分初级毕业学员深造。稍后，孙伏园等建议用拼音教识字，很受欢迎。这就是晏先生所说的“两步”和“三目标”:两步——识字教育和继续教育；三目标——先学会千余个汉字，再输入这千余个汉字所代表的常识，最后引起读书的兴趣。
	晏的成功，还得益于当地诸多大户的鼎力支持，特别是翟城的望族―米家。晚清，米鉴三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米迪刚参加科举考试，一家人在家乡致力于经世之学。1903年前后，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    民国初年，定县县长孙发绪更把定县建成“民国模范县”。多少因为得到这些政绩的帮助，后来孙还当上了山西省长。据说，晏阳初正是在旧报纸上看到了翟城村的乡规民约，才促成了定县成为试点。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和行政管理模式彻底改变。现在的翟城村，富裕程度在全镇(东亭镇)十几个村当中排名第一。现代科技带来的交通和通讯的飞速发展，也以另一种形式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农村旧有的封闭状态。翟城村支书米金水甚至不止一次提起，他曾受到某南方经济类报纸文章的触动，产生某某想法，以示其信息的灵通和眼界的开放。
定县实验，引起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就非常支持定县实验，曾亲自参加县政研究院成立大会，调任霍六丁为定县实验县县长。小脚贵妇、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会长朱其慧曾陪同丈夫熊希龄前来参观；北大教授周作人说:“定县实验是一大难事，也是一大奇事，我深感敬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2年12月17日更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说:“我在定县发现了富有戏剧性、并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晏阳初令我非常惊奇……”1938年8月，晏阳初派堵述初访问延安，毛泽东接见堵述初说:“晏先生及其同仁以宗教家精神致力于平教运动我深感敬佩。共产党愿做你们的朋友。”    1943年，晏阳初收到美国安吉尔博士的信，请他5月4日出席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会，说是西半球百余所高等学术机构集体提名、审查、通过他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而且称他是获得这一殊荣的惟一东半球人，更是十人中最年轻的。那天晚上，纽约卡立兹堂贵宾云集，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莱特等同站在领奖台上，光彩熠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