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
　　很多年以前，我在阅读中偶尔看到上个世纪的女诗人冰心写的这句话，曾经把它们打印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后来，我离开那张办公桌了，但是这句话却印在了我的心里。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那么，没有了爱就没有了一切。我觉得这个道理对我来说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正像17、18世纪的美国人科顿·马瑟说的那样，“如果有人问：一个人为何必须做好事？我的回答是：这问题就不像是好人提的。”

　　读黄羊川二部曲《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及早些时候林光信先生的《黄羊川——网络连接梦想》的时候，我一再想起女诗人冰心写的这句话，如果没有爱，就不会有“黄羊川”和它们的二部曲《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就没有“千乡万才”。也不会有今天我做的这件事，更不会有后面的一切。

　　林光信先生的《黄羊川——网络连接梦想》第一章就是从“心路”开始的。林先生曾经在美国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当时，在他们将要离国的时候，“政府深怕留学生一旦出了国门就忘本，所以特意在研习班里统一教唱一些‘民谣’”。“青海青”这首“西北民谣”因此永远留在了他的心中，“我在大学毕业后离乡出国，三十年来搬迁动荡有如浮萍。少年时候的故乡虽在，而今不仅人非、物也非，早已不堪归去。面对这些写在粗糙纸上的信，霎时，黄羊川竟也成了我情感的故乡，梦中的家园。霎时，我更痛心那失去的祁连山下的好牧场。”

　　如果说投身公益活动的彭海纳先生是爱的种子，那么，林先生就是爱的大地，而温先生则是爱的天空。一切从爱开始，一切因爱而生，爱是起点，也是基础和归宿。

　　“在2000年8月，温世仁应邀在兰州洽谈会做报告。……他在当时就提出一个“十年可成”的讲法——‘语不惊人死不休’，引来许多专家学者的质疑，也让这‘匹夫’从此义无反顾地倾力为开发西部的使命到处奔走。”

　　“在兰州洽谈会不久，2000年10月1日林光信第一次去黄羊川考察时，完全不知道温世仁也在大西北各地走访。2000年12月25日，台大电机系由温世仁独自资助，把四十几位同学，携家带眷共一百四十余人聚集在上海开毕业30年的同学会。那天温世仁领了7位在大陆工作多年的同学，去上海“老锦江”的“小会议室”拜见汪道涵先生。在给汪老报告时，温世仁才从林光信的口中第一次听到有关黄羊川的故事。”

　　“2001年7月温世仁在美国洛杉矶，与未来学大师托佛勒博士夫妇和一群研究未来学专家学者讨论有关网络社会时，他报告在黄羊川具体的实施成果，使得‘黄羊川模式’变成该会议里最热门的议题。当时托佛勒博士夫妇给温世仁的评语说：‘温先生，你们找到一个能消灭贫穷的方法。’有了托佛勒夫妇的肯定，温世仁对‘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信心大增。从美国回来后，他告诉林光信说：‘我们如果只做一个‘黄羊川’，力量不够；我们要做一千个‘黄羊川’，藉此在西部培训、雇用一万名软件人才。‘千乡万才’开发西部的计划是这样缘由来的。他对林光信说：‘从2002年1月1日起，你来任『千乡万才』的总裁，因为你最有爱心。’”

　　上个世纪，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先圣晏阳初先生曾经说过，“我要提醒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假如在内心里不能和这些中国青年一样地相信一般平民应当有充足的食物、健康、生计和值得信赖的政府，他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计划。尊重平民乃是实现任何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告语人民·序言》）

　　而曾经说过“这里不再出伟人，让我们努力做大事”的法国大文豪雨果还说过：“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没有爱的心灵，就没有爱的行动。

二 西部呼唤：水　水　水　

　　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吴永亮先生写的一篇短文《西部呼唤：水水水》，他的文章这样写道“甘肃，通渭县。这里，十年九旱。从90年代开始，由于气候变化，这儿乃至全省降雨量是以前年平均降雨量的70％。河水断流，地下水位下降，小沟、小泉干涸。1995年又遇60年来的大旱，全省有300多万人、200多万头大牲畜发生水荒。直到现在，这儿已经8年没有下过一场大雨了。”

　　“每个上年纪的人都有一幅惊心动魂的镜头刻在记忆深处，挥之不去：每到大旱时节，各级政府组织送水。在山坡上，牛、马、骡子见到送水车后，甩开主人，驾着马车突然狂奔，追赶水车；沿路的鸡、猪都会大叫；水车摇晃，哩哩啦啦往下滴，鸟儿在后面跟着飞。”

　　“在那些干旱的地区，你会听到一种声音，环绕在雄壮而又苍凉的黄土高坡，上百年来，余音不断：水！水！水！”
　　
　　“连鸟儿都认识水车”！这是多么的惊天动地！

　　我还看到过税晓洁先生写的《我难忘的几个西部地方》，他说：
　　“万里长江上的第一座县城。可惜，是个废城。”
　　“这个地方叫色吾沟，1952年10月成立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时的县府所在地，1980年10月因环境恶化废弃，新县城迁至70公里外的通天河更下游的约改滩。”“这城废得实在太彻底了，不仅城中空空荡荡，方圆十里也没有人影，连一顶牧民的帐篷也看不见。一阵风起，黄沙弥眼。——城废的原因就是这讨厌的沙化，在风沙面前，人终于无可奈何的退却了。当年，选择这里做新县城，是因为这个河谷水草丰美，但终于，人还是搬走了。——不想评说。”

　　“我们走到新县城，县政府的大院里却正有排队争水的人群。建设新县城时陆续打出的几十口水井现在十有八九已经打不出水，现在卖水已经是热门生意，最深的井已经打到25.6米，人们悲观的说：看来，这新县城没准还得搬。”
　　“有点不可思议，万里长江第一县的曲麻莱这个新县城、废弃的老县城这一带其实水流纵横，是长江源头的富水区呵！”

　　在甘肃古浪县黄羊川乡当义工的彭海纳先生曾经不解黄羊川学生的问题，“我很奇怪我的祖先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既贫困又荒凉的地方来作为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们的历史有着太多的断层。我们没有想到，唐初以前，中国的大西北远比中原地区繁盛，是无数王国的乐土，是万千平民的家园，“据说古浪之名来自藏语‘古儿浪瓦’——黄羊出没的地方。很旧以前这里森林密布、灌木丛生、黄羊成群出没，马儿肥、牛儿壮，一定是个祁连山下好牧场。而今，雨水不足，传说中的黄羊已销声匿迹，此地空余黄羊川这么一个贫困的地方。”

　　“甘肃省古浪县……，这个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古时候曾经是森林密布、灌木丛生、黄羊成群。而如今，由于过度的干旱已经连续四年粮食减产，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

　　曾经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而今，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部生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者：艾南山等）。“祁连山下住的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几世代来山沟里的人一直陷在这‘贫、愚、弱、私’的恶性循环里”，看不见任何的希望。

　　“听天由命！河西走廊已成为‘河西酒廊’，祁连山下人们的心灵，早已被雨水捆绑、束缚。今天在祁连山下，几世纪来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老年人连梦都不敢做。哦！捆绑心灵的雨水，你的骄矜在哪里？哦！捆绑心灵的雨水，你的毒钩在哪里？捆绑祁连山下人们心灵的毒钩是绝望、沮丧。绝望、沮丧的权柄是‘贫愚弱私’的圈套。

　　“祁连山下人们不要别人的怜悯或资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挣脱雨水给他们心灵的束缚和捆绑。唯有释放心灵，才能开启心智，脱离‘贫愚弱私’绝望、沮丧的困境。

　　“‘中华儿女，来吧、来吧……’青海青这首歌在我内心回响、澎湃。我告诉自己，应该去黄羊川走一趟，去实地看一看。”

　　当我以崇敬的眼光看着由林光信先生和温世仁先生倡导和开拓的“西出阳关的行动”的时候，我看到了行走在日月山川中黄羊归川的美丽前景（《黄羊川》后记），更看到了迷失在荒漠黄沙中“亡羊归川”的悲壮未来。

三 从丝路到网络

　　我尊敬的作家王力雄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让我深感不安的《“西部大开发”的代价》，而我尊敬的一个网友——旅居美国的海外华人草庵居士写的那篇文章：《西部开发——真实的谎言》更是让我夜不能寐。如果没有林光信先生和温世仁先生倡导和开拓的“西出阳关的行动”，我这个自认为是“海内华人”的旅居者，同样会和旅居美国的海外华人草庵居士等人一样看不到祖国开发的希望。

　　草庵居士在他的文章《西部开发——真实的谎言》里说：“在目前中国的状况下开发西部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决定。严重一点说，这不过是中共安抚西部百姓的一个障眼法，是一个根本没有可能实现的谎言。尽管有很多人举出了美国开发西部的例子，但我可以断言，这种比较是不切实际或根本就是错误的决断。如果西部的人民真的相信了这种开发，我相信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中国西部会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首先我们要看看西部的特点，研究一下西部社会经济状况。中国西部与东部的最大区别是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第二个区别就是基础建设薄弱，思维保守，经济落后。据中国官方资料，西部招商引资只占全国总额的6%不到，国民产值不足全国的10%。经济效率为东部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与东部的差别越拉越大。所以中共决定进行西部开发。但问题是，西部除了资源丰富一项优势外并没有其它吸引人的地方。在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方面，西部更是流失严重。以大学毕业人口计算，西部只有东部的五分之一。这就是西部与东部的区别，这也是西部的现状。我不知道中共享什么样的政策来吸引企业前往西部开发，仅仅是税收政策的优惠吗？仅仅是土地价格低廉吗？”

　　因此，他质疑：“中国是个与美国有同样大国土的国家，但海岸线却只有美国的一半。中国的西部没有美国西部所面临的太平洋，也没有美国西部所拥有的石油和黄金。更没有美国西部面临的广大的亚洲市场。中国西部有的是贫瘠的土地和缺少经验的劳工，这不是可以用资源和短期的税收利益能改变的。西部的劣势在短期内无法能达到根本的改变。开发某一地区并不能依靠政府的号召或强制，关键是经济因素。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企业要的是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慈善事业。中国开发西部的政策就如同一个谎言，真实地存在着，而且还冠冕堂皇的大肆声张，好象一个政策就可以将中国西部改变。”

　　所以，他疾呼：“经济规律是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检验过的，没有人可以超越它的历史。清醒一下吧，不要将开发西部这个谎言当作真实。”

　　这种担忧、批评和质疑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曾经有过的，所以，《参考消息》在国内发表驻香港记者丛亚平先生对温世仁先生的那篇题为《温世仁：带着“激光剑”穿行大西北》的访谈时，用“西北大开发，十年可成吗？”做标题来表达人们对这件似乎是异想天开的事情的惊讶。

　　丛亚平先生在访谈中说过：“温先生感慨：‘我们有一个文明发展的误区……’，”我们没有“走出文明误区”，所以想问题时“全都想到‘No’为止”， “这怎么行呢！”

　　记得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偏僻的乡村里，我曾经津津有味地把古书上描绘的上天入地，千里眼、顺风耳及日行千里等农业社会里难以置信的事当成幻想来看，那时候我不知道在工业社会里的人们已经生活在我的幻想中。假如当时我知道有飞机、地铁，知道人类已经在月球上行走，但是它们与我的生活无关的话，它们离我的社会还是非常遥远。当我离开乡村社会生活在城市里的时候，那些曾经在我年少时当成是难以置信的幻想的事成了我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当我心安理得地享用这一切时，我发现它们在我的生活中的实现只不过是用了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那么一段短短的时间而已。

　　有幸“亲身经历三次文明浪潮在台湾出现”的温世仁先生是个成功的科技弄潮者，他相信人类社会可以“跨越文明的峡谷”，所以，他不忍心看到在网络时代，数字的落差把那些远离网络文明的同胞被时代社会抛弃。

　　无数的灾祸，和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幸福，使我们切感到人类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自乡土社会的人，年少时都曾经有过被工业文明抛弃在偏僻乡村的痛苦。爱人如己之心是照亮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开化与文明的人性之光，而且是唯一的人性之光。我们和温世仁先生他们那样有“对苦难同胞无法忍受的关怀”，“和一种不灭的信念”，并“深信在我们背后有一股无以伦比的力量”“正蓄势待发”，“它的名字叫做——中国”。因此，我们坚信，中国不仅需要“一个带着‘激光剑’穿行大西北的智者”，中国更需要“千乡万才”——需要无数个“带着‘激光剑’穿行大西北的智者”。——总而言之，中国需要有让古老文明凤凰涅盘的新文明。

　　“二十一世纪财富的定义已经不是土地劳力和自然资源了”，网络时代的发展已经不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所能比拟和想象。只要我们用开放的眼光和心胸看看网络时代的数位化生存，想想我们已经置身其间的人类文明的三次发展浪潮，我们就不会对温先生下面所说的话视而不见：

　　“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农村为什么可以超越城市？因为我们有网络，网络这个科技使大家都站在同一个水平，但是城市里面已经作了很多浪费的投资，农村不需要，好象说城市里因为过去网络不发达，所以他建立了很多交通系统，很多大楼。在乡下没有这些问题，他没有这些污染，这些成本，所以农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方式的话，它可以马上现代化，而且它的生活水平可以马上达到都市的水平，甚至它的生活条件会比在都市更好，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心，就是我们来帮你，不是让你改善一点，而是让你超越我，我们有这样的心的话，我们才能找到最好的方法。”（《温世仁先生在北京英业达访谈文字实录》）
在面对文明浪潮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怀疑，是因为我们有能力相信！反过来说，因为我们有能力相信，我们才有能力怀疑。

　　正如台湾一家媒体引述林光信博士所说的话那样：“虽然网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网络打开了一扇门；门开了，希望就会进来……”

四 亡羊归川

　　上个世纪初的世界是个风起云涌，腥风血雨的时代，回首刚刚过去不久的世纪，我们有太多的感慨。它们也留给我们太多的问题。1943年和爱因斯坦、杜威一道，被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叶和中叶，曾经和他的同时代人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杰出人物一起兴起了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等运动。以期用自己不同于激进革命的努力来解放同胞。

　　晏阳初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吾国民数虽号称4万万，但未受教育的，竟多至3万万以上，其‘智识力’如何不待言。举国之人，勇于私争，而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其‘团结力’公共心如何不待言。国民身体脆弱，疫疠繁兴，其强健力如何自不待言。以如是的国民，来建设20世纪共和国家，无论采用何种主义，施行何种政策，一若植树木于波涛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名义上虽然号为民主国家，事实上不论人民全体或是多数，甚至连少数，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智能；遇着问题的时节，只能淡漠旁观，惊骇躲避，或是抑郁烦闷，暴躁妄为，相率而出于轨道外的行动，形成一种恶势力，这岂特为我中华自召的不幸，亦将延为全世界的浩劫！”（《告语人民》）

　　而“和平是不能编造出的，它不像制造一台机器，做一笔生意或甚至是发动一场战争那样简单。和平来自其它成就，只有当到处都有平等与安全的时候，世界上才会有真正的和平。人们夜以继日地冥思苦想所策划的和平计划毫无用处，我们必须首先想出如何去除压迫、饥饿和愚昧无知的计划。当人民心满意足的时候，就会有和平；而当人民受腐败政府压迫、处于愚昧无知和受到饥饿的威胁时，他们就会不满意，因此也就没有和平。倘若不考虑上述因素，只是为了和平而从事争取和平的工作，那将是绝顶的愚蠢。”（《告语人民·序言》）

　　但是，历史无情。“发动一场战争那样简单”的事还是发生了。上个世纪中叶，也就是温世仁先生在台湾出生的次一年，国与国的战争、主义与主义的战争结束后，国家与社会的战争和主义与人的战争又在进行。激进的斗争成为社会的主流。晏阳初先生和他们的平民教育流向了国门之外，留在国内的梁漱溟先生和他的乡村建设已为社会革命所代替。曾经风行一时的“平教”和“乡建”等民间运动或是流传海外，或是归于沉寂。

　　1953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才刚刚建国几年，曾经是毛泽东主席座上宾的梁漱溟先生，却因“建国如此”的“九天”“九地”之差的争辩，从座上宾变成了陌路人。对于当时的争论，至今我都感叹不已。毛泽东主席是真正出身于农民的儿子，而且他的政权也是因农民的帮助而得来，而梁漱溟先生则是个地道的城里人，是个年轻有为的大学者、名教授，按理说，对农民的同情心，以及对农民生活情况的了解，毛泽东主席不会比梁漱溟先生少，一个城里的教授学者在一个农民的儿子面前“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不仅在毛泽东主席看来确实几近于“班门弄斧”的“笑话”！在毛泽东主席的同时代人看来，同样也是“笑话”甚至是昏话，所以没人愿意给几个小时的时间梁先生，听他说说他自己想说的话。那时人们总是感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在新的世纪里，“九天”“九地”之差由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来做了结论，“三农”成了问题。“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为民族社会的朝野所震惊和关注！

面对沈痛的现实，我们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吗？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农民的病就是民族社会的病，“愚、贫、弱、私”是农民的病，也注定了是我们的病。“祁连山下住的是‘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几世代来山沟里的人一直陷在这‘贫、愚、弱、私’的恶性循环里”，上个世纪最激进的革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社会走出‘贫、愚、弱、私’的恶性循环。

　　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一段当时的人们未曾注意，而且当时的人们也未曾能理解的话，“中国所以无革命之理，似乎已说了不少，实则尚未说到要紧处。要紧处在经济之停滞不前，产业革命之不见。此超过一切问题之大问题，实为中国之无革命之因，亦为中国无革命之果。这就是说，一面由于经济之不进，而文化和政治礼俗、法制不变；同时一面亦由于文化和政治不变，而经济不进步了。正为两面交相牵掣，乃陷于绝地。”

　　“世界上赞同和平的那些力量正在行动起来，在它们之中，经济的发展具有基础般的重要性。由自由市场所激发的经济增长，正在改造每个地方和社会。“经济增长正在帮助消灭贫困，它提供了解决穷人迫切需要的财富。“它将教育和信息传播扩展至全球人口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德克勒克《诺贝尔和平奖演说》）

　　如今看来，这些道理其实已将浅显易懂，如果“要紧处在经济之停滞不前”，那么首先需要从经济上的进步来着手，经济的问题需要从经济本身来解决。“在农业社会里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无非是一个文明转型的问题。与上个世纪相比，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大转型，而是面对“两大文明转型”：即“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
我们能跨越这文明的峡谷吗？

五 黄羊归川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比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别时，曾经说过在中国这个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里，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就好比让一只走兽变成一只飞禽，是让龙转型的壮举，其间的艰苦卓绝不难想象。而黄羊归川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从农业文明向网路文明跨越式、跳跃式转型的过程，是个需要跨越文明峡谷的过程。

　　自从有人类，社会就有分工。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与生俱来的东西，有社会分工就有社会阶层。在农业文明的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讲究学而优则仕，因此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当官是人们的最高理想。而工业文明的时代，则是学而优则贾，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是万能的，没钱则万万不能，对资本的占有则成了人们的最大愿望。所以，无论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的时代，社会的发展都是以分裂为代价的，黄羊离川可以说是命中注定。在网络文明的社会里，社会的分工不会消失，社会阶层也还是存在，那么，社会的发展是否还是要以分裂为代价呢？从网络文明以资源共享与社会合作为主的发展型态来看，我们相信社会的发展不再需要以社会的分裂作为代价，即网络社会将不再是个层级似的，层次分明的社会，人们在网络社会里的关系是网状的，而不是有高低相差似的层级状态的。因此，黄羊归川变得有了可能。

　　当温世仁和林光信先生他们让黄羊川这个不知名的地方从大地深处走到公众面前的时候，人们也许会觉得它们离自己很遥远，但是，当大西北那个荒漠里的风沙不仅弥漫在首都北京，而且还吹到朝鲜半岛，并且还要飘洋过海光顾日本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它们遥远吗？对人类社会来说，地球其实只是一个村，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这个地球村里，人类社会的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绝不只是形容词。

　　温世仁和林光信先生在倡导和推动千乡万才计划，以实现他们提出的“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伟大事业的时候，他们不否认自己从事的是公益事业，但是，他们一再强调公益只不过是他们事业的起点，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起于利他，而止于互利的企业行为。

为何他们要反复强调这一点呢？

　　我觉得这里面有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形成的沉重的国情。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文明社会没有公民社会的精神传统。而黄羊归川其实就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成长的过程。社会是人的社会，所以，任何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

　　在这几个月里，我常常困惑来自台湾的企业家温世仁先生和在美国居留了二十年的林光信博士这两个台商怎么在那么偏远和偏僻的大西北发现了那个叫黄羊川的地方，有时侯，我甚至于怀疑有那么一个地方，我常常问自己，黄羊川在哪里？黄羊真的能归川吗？谁是黄羊？没有黄羊的地方还能叫黄羊川吗？而没有川能有黄羊吗？黄羊川是什么呢？黄羊和川是可以分开的吗？也许这些问题有如庄公梦蝶，千古难解。

　　有人说“从美利坚开国伊始，公益就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基金会理事会50周年纪念刊》卷首语）。如果说公益事业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的立国基础，那么，爱则是任何时代和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立人的基础。我曾经在上面说过，爱人如己之心是照亮人类从蒙昧、野蛮走向开化与文明的人性之光，而且是唯一的人性之光。那么，在古老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网络文明跨越式、跳跃式转型的“跨越文明峡谷”的唯一通途只能是“以爱回报中国”！

　　所以，我认为温世仁和林光信先生在倡导和推动千乡万才事业是伟大的公益事业，属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公益事业并不等于不能利己，而是它们远不止于利己而已。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员，同样福泽在社会的公益之内。

　　中文统称的“慈善”一词，在英文有两个字：“charity” 和“philanthropy”,其含义有所重叠，也有所区别。二者都是指出自爱心而帮助需要的人。不过前者的原义是基督之爱，在行动上表现为以宽厚仁慈之心乐善好施。后一词由两个拉丁字根“phil”和“anthropy”组成，意思是“爱人类”，引申下去就是促进人类的福祉，较之前者社会 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长远效果。本书用“公益”一词代表“philanthropy”，以别于狭义的“慈善”。例如在一次水灾中，个人和团体纷纷捐款捐物赈济灾民，这属于慈善行为，若把它组织化、经常化，可成为慈善事业；但是若设立进一步探询灾害根源的研究项目或机构，乃至建立植被造林等计划，这类的捐赠则属于公益事业。不论是“慈善”还是“公益”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资金来源主要是私人，包括个人、家族或企业，政府行为不在此列，因为这在政府是职责所在。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私人可以与政府合作，私人慈善家或公益家也可以游说政府对某一项福利事业拨款（资中筠：《散财之道》P，12）。

　　我认为，温先生和林先生强调它们最终目的是起于利他，而止于互利的企业行为，也许只不过是想向社会表明，这个伟大的事业是向全体公民开放，由全社会得益的。所以，他们能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三次文明浪潮的经验中吸取智能、力量和信心。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一伟大事业的时候，我们既可借鉴世界上所有国家比如韩国的“新村运动”经验，也可借鉴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结合现实社会的所有力量，比如教育部启动的一村一名大学生为农村培养人才计划；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的ACC(中农合创——中国后发展地区农业合作创业事业，Agriculture Cooperation & Creation Center,China)计划；新的乡村建设活动和其它的NGO活动等等……

　　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事业有无数种可能,所以,它们永远都不排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举。

　　温世仁先生说，“我认为自己比别人幸运的不是财富，而是累积了很多生命的历练。因为这些历练所充实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资产。”温先生从一个年轻有为的企业家，到一个身家几十亿的科技富豪，作为一个华人社会里的名流，却在50而知天命之后，到偏远的大西北，在一个连自来水也喝不上的黄羊川，去实践他们的网络中国梦，他们相信网络中国是“八亿农民的新家园”,“虽然网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网络打开了一扇门；门开了，希望就会进来……”

　　温世仁和林光信先生能用他们的爱心、智能和行动给偏远的黄羊川人开了一扇希望之门，我们也许没有他们那样的大爱，对他们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但是，我们可以就近给自己开一扇心门，把门外的爱、希望、智能、力量和信心放进来。

　　想象一下在阳光下和月夜里古老的祖国大地上涌动的黄羊归川吧，它们不就是千年以前的“丝路”在千年以后的“网络”里的重现吗？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壮丽的景象？还有什么比它们更珍贵的东西呢！

注明：
　　文章中未加注明的引语主要出自以下三本书：林光信先生的《黄羊川——网络连接梦想》，温世仁、林光信先生《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和温世仁先生《西部开发十年可成》

2004/3/21再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