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浪迹天涯、以心为家”的日子里，我心中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网络的中国”。
——温世仁

　　新世纪的钟声在2000年元旦敲响的那一刻，新时空在人类面前拉开了它们的帷幕，21世纪的太阳照耀着我们，亘古恒新的日月星辰闪烁在我们的头上。

　　圆形的地球家园让每个不同的角落都能成为中心，平等和变化使人类社会也有如大自然的阳光普照，四时交替那样百花齐放，万物生长；相克相生，也相辅相成。但是，因为生活在不同文明时空下的人类的隔绝与仇恨，人类社会曾遍地烽火，分崩离析。人们的生活充满悲剧与遗憾——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物理学上的时空不同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家园——地球村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同一（物理学的）时空下，因为人们把自己的地球家园划分成了不同的世界（如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等等），而不是以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眼光来看人类的社会发展变化，所以，文明的“太阳”照不进那些自以为是处于世界的中心或是角落的人们那因关闭而蒙尘的心窗。它们曾经演变成为集中营，柏林墙，三八线或是两岸三地，东方西方，南北两极……。
　　有什么力量能使“流浪的微笑”穿越文明时空的隧道？有什么东西能让“偷渡的眼睛”跨越人类文明的时空？唯有与新世纪一起到来的网络文明！网络，改变了我们的人类社会。

一 逐温饱而居

　　温世仁先生曾经说过：“1948年我出生于台北，在台湾中部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村长大。50年代的台湾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在我很小的时候，孩子们都打着赤脚，在田野上玩耍，直到上中学，才有鞋穿。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家中的长辈总会教我，经过田野上的荆棘时，你的脚要抬多高、从哪个角度用力踩下去，才不会被荆棘割伤。万一不小心被荆棘割伤了脚，就抓一把泥巴将伤口糊住，过一段时间伤口自然结疤就好了。”（《西部开发十年可成-前言：西出阳关》）

　　日月经天，阳光雨露；花开花谢，冬去春来。在美丽富饶的地球家园里，我们曾经有过和牲畜一起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接着又是逐土地而居的农耕生活。我已经记不起谁曾经说过，“不要为明天忧虑，天上的飞鸟，不耕种也不收获，上天尚且要养活它，田野里的百合花，从不忧虑它能不能开花，是不是可以开得和其它一样美，但是它就自然的开花了，开得比所罗门皇冠上的珍珠还美。你呢，忧虑什么呢？人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多了，上帝会弃你不顾吗？”

　　母亲河孕育了我们的农业文明，但是，“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费孝通《乡土中国》）我们因此也粘着在时间和历史的轮回里。

　　从历史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仅仅是为了温饱和自由，千百年来，人类不断地在地球家园里背井离乡，四处奔波，说是四海为家，却常流离失所。现在，已经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祖先到底来自何方，也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后代又将去向哪里？ “1949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8402万人，占89.4%，城镇人口5765万人，占10.6%。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特征，毛泽东曾经做了这样的刻画：‘中国大约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于大陆的“乡土中国”的。我见证也参与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劳，见证和祈望过“风调雨顺”和它们的“五谷丰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李绅：《悯农》）高贵的人类只不过是为了温饱，却不得不卑微地生活，在农业社会里，我看到也知道了什么叫生活。

　　正是这样的生活，让我读懂了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东方华夏社会里的“尸横遍野”、
“掘墓鞭尸”、“血流成河”与“鸡犬不留”等等成语。是的，它们是历史，但是，历史记录的却是昨天的现实。

　　逐温饱而居，我们“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唐朝·李绅：《悯农》）

二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工”

　　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卑贱，使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轮番地上演着“成王败寇”的闹剧——“窃钩者盗，窃国者侯”。一个又一个皇帝把家园变成了他个人的一己之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家天下”的结局总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人们可以“因果而知树”，也可以“因树而知果”。“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20）

　　上个世纪的1906年，德国人桑巴特问“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当上个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却在深思“为什么中国没有资本主义？”

　　几十年间真诚地尊未来学家托夫勒为师的温世仁先生引用他的老师的话如此解释过去和理解未来：“托夫勒博士的观点认为只有经济、科技才会推动文明的发展，所以将人类文明的发展看成三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农业时代；第二个浪潮是工业时代；还有即将来临的第三浪潮的时代。使用‘浪潮’而不用‘阶段’来形容，是因为每个文明都像浪潮一样，没有休止过，即使是古老的文明也在继续发展，只是威力减弱而已。”所以，温先生说，“在农业社会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些名词都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政治体系而来的，围绕着新的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我们就产生了新的思想体系。”

　　早在资本家（企业家）温世仁先生出生前的一百年，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1848年）

　　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创造了地上走的火车、汽车以及地底走的地铁；海上跑的轮船及海底行的潜艇；天上飞的空中客车，等等，等等。也创造了城市。走进了太空。

　　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古老华夏东方却在“田园牧歌”的传说和故事中长梦不醒。逐温饱而居的农民中国的“天下为公”总是超不出：均田地，等富贵。

　　一百多年前，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紧闭的国门，工业时代的暴力终于让沉醉于“田园牧歌”梦幻的中国人知道了现代社会需要“天下为工”，农业中国开始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但是未来往往跳不出历史的掌心。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国家必须要快速完成工业化”的建国思想指导下，在我们这个农业国家里，以倾国之力，进行一种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和人口的城市化的工业化。

　　程漱兰教授在他的《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对快速工业化必然要建立在提取农民剩余的基础之上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系统地回顾了中国集体农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农业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让我们理解了中国在工业文明过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历史背景。我们曾经普遍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里，在工业化时代的早期，靠农业提供积累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途径。而提取农业剩余的有效手段当然是在农村建立集体组织。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坚持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合作社内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进一步巩固集体所有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到1958年，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销制度与户藉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村建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做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份，这是中国独特的社会阶层现象。这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在西方国家，农民就是一个职业概念，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这种身份特征，迄今还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分层。” “到1978年，8亿农民只生产6095亿斤粮食，4224万担棉花……八亿农民实际上都在温饱线上挣扎。”

　　“集体生产仅仅是输出农业剩余的有效方式，而不是生产农业剩余的有效方法。就一般情况而言，我国农业集体化这几十年，是我国农民普遍大怠工的几十年。”（《中国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P235）

　　曾经提出“农民是可以大幅度增收的，每年增收10％以上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先生指出，在农民增收问题上还有什么错误没有发现并纠正呢？

　　其实，我几年前就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回答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剥夺农业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快发展的理论与政策，至今仍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没有得到清算。我的理论是通过批判‘农业基础论’以及指出蔡昉和林毅夫两位教授理论研究中的错误或不足而公之于世的。在后来进一步的理论研究中我发现，‘工农业关系三个阶段’理论才是掩盖这一错误更完备的理论。这个理论是由李溦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中完成的。李博士宣称，在工业化过程中，一般的国家在工农业关系上都要经历‘以农补工、工农业平等发展、以工补农’这样三个阶段。这个理论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剥夺农业的政策虽然在程度上过分，但却是势所必然；目前的中国已经发展到工农业平等发展阶段，应该采取工农业之间互不剥夺的政策；当中国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时才能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剥夺农民的理论和政策需要清算》，见《经济学消息报》NO.596；2004年6月4日）

　　而事实上却是，中国或者说“中国农村要通过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前提是，必须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到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非常不适应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我们看到，1999年中国农村还有8.7亿多人口。”“与1978年相比，1999年还增加农民8003万人。20年的实践证明，背离规律的发展是不行的，这不能叫‘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见《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现在，我们都已经明白，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们源于西方国家，但却不完全属于西方世界。农业文明没有使世界“全盘东化”，工业文明也没有使人类“全盘西化”，WTO使中国人了解了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地位”之争与“WTO规则有关”，中国入世还要“入市”。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网络文明的发展浪潮，把我们带到了全球化的地球村里。农业时代里“天下为公”的千年梦想和工业时代里“天下为工”的百年奋斗将为网络时代里的网络文明所取代。

　　地理的世界有南北半球之差，民族的国家有东西文化之别，而网络，真正让人类社会变成了“全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创造了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完全不同的网络文明，“谁能掌握电子商务，谁就能掌握下一个文明”。所以，“‘网络的中国’是中国人一个全新的希望。”

三 “情感的故乡，梦中的家园”

　　孔子提出“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社会理想。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子路曾经询问孔子的人生志愿，孔子答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墨子提出“兼爱”、“交利”的社会原则。他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饥者得食，乱者得治”，“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

　　孟子曾经幻想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但是，春秋以下，秦汉以降，“据说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每隔18年就会发生一次吃人肉的事件，每隔几十年就有一次大的社会骚乱，引发惨烈的流血与屠城。……”（毛喻原：《一种恐怖的屏蔽与隔绝》）以至于人相食而不知其悲反以为荣：“明末河北大饥，‘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马上要被屠宰出售，旅客起了恻隐之心，愿意付双倍的价钱从屠夫手中赎买下她。不料在帮她解开绳索时，旅客无意间‘手触其乳’，少妇当即义正辞严地说：‘荷君再生，终身赋役无所悔。然为婢媪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君何遽相轻薄耶！’仍旧伏身砧板，闭目受屠。”（周筱赟：《古代女性的终极命运》）

　　古老中国是个农业文明的社会，亚当·斯密曾经说过，每一个国家可以用“农业的系统”或“商业的系统”去增进人民财富，后者为现代化的系统。（见Book L,chapter）

　　而“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在斗转星移的岁月流逝，和沧海桑田的变幻中，人类社会终于迎来了新世纪。

　　在网络时代，“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的结合过。无论在什么时候，从地球的这一端找到地球另一端的某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找到很多人，使之变成一个虚拟的社群。既然是一个社群，就像一个社区一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像读书会、讨论会、行销组织等等，这样开发出来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力是我们过去不能想象的，当人与人的力量相加的时候所产生的加成效应也是无法想象的。”

　　“网络时代创造财富的原理与工业时代有非常大的不同，农业时代是在地球表面上创造财富；工业时代是往下挖掘的时代；网络社会是将地球表面上的人用计算机与通讯网络连接起来，开发‘人脑的资源’，这也就是为何有人称‘网络时代’为‘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原因，因为过去的知识没有什么价值，它要附加在其它有形的东西上。今天有了网络，知识就可以通过网络直接传播。”

　　唐宋以来的千多年间，在人类社会逐渐地从农业文明转变为现代工业文明的时代，华夏中国固步自封在农业社会的“文明化石”里，当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时候，“黄羊早已离川”了。在千年的迷宫中，我们用世代的血肉之躯和生命让无数的王朝轮回，大草原和丝绸之路变成遥远的传说。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肥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马可·波罗五百年前到该地旅行，就提到这国家农业工业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所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达到了它法律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

　　几千年间，中国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的轮回。在这个曾经被无数次战争化为废墟的祖国家园里，我们——所有中国人——其实都只不过是一只亡羊！而人怎么能永远都只不过是一只亡羊呢？“上帝赋予人生命，也赋予人自由。”（《美国独立宣言》）

　　“伟大的未来学家艾文·托夫勒博士，20年前在他所着的《第三次浪潮》中提到，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浪潮，并且预言工业文明即将结束。第三次浪潮即将来临。今天他所预言的第三次浪潮‘信息网络时代’已经来临了，这也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契机。” 相信网络文明和网络时代的温世仁先生，也相信“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他说：“我想在那个时候大家只是认为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都把中国西部比喻成美国西部开发，但是我认为这个是不同的。因为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他们是骑着马、带着手枪去的，而我们到兰州来是带着手提电脑，坐着喷射机来的，时代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的工具、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是不是一定要五十年，我当时提出来一个概念我说是不是十年就有成，我当时提出十年有成的这个概念。”（《网络帮助西部》）既然“西部开发十年可成”，那么，在网络的时代中国里， 还有什么的事是不可祈望的呢？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的1999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董光璧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人类之旅的前锋已经开始从经济中轴向智力中轴的过渡，而我们中国作为人类之旅的后队还处在从权势中轴向经济中轴转变途中。基于中国落后一个位相这一现实，我们若想与世界同步进入智力社会，必须两步并作一步走。我们的任务是双重的，即在社会中轴从权势向经济转变的同时，完成从经济中轴到智力中轴的转换。”

　　董先生指出：“在过去的1840～1940年的100年中，中国人民通过浴血奋战争得了世界政治五强之一的地位，其标志是1945年抗战胜利而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任理事国之一。

　　1950～2050年的100年则是中国人民争得世界经济五强地位的奋斗时期，它包括已经成为过去的50年和作为第三步战略目标限期的未来50年。再经过从2050年开始的100年不懈努力，中国完全可能成为世界科学最强者之一。”（《21世纪谁将称雄》）

　　温世仁先生说，“这几年来的奔波，中国大陆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大部分，那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民、悠久的历史、全新的发展，一直在我心中盘旋，我也深知自己力量的微薄，能为国家做的事很有限。我经常会想起传说中的一个故事：村庄里有一个水塘，常常有小朋友失足掉下水，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有一只鸟看见了，就每天衔着小石子去填水塘，希望把水塘填平。有人笑它：‘你这样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填平这个水塘呢？’小鸟回答道：‘我不知道，但这是我所能尽的最大的力量。’后来全村的人都知道了，就同心协力地把这个水塘填平了。”

　　“几千年来的农业时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古国。自公元1799年干隆皇帝过世以后，这100多年来，中国没有赶上西方世界所发展出来的工业文明，沦落为一个贫穷、落后、备受欺凌的民族，即使在工业文明的后期，香港、台湾、沿海地区搭上了工业文明的列车，在工业时代的世界里，这些地区所扮演的也只是小角色。……

　　“‘农业的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工业的中国’是一个备受压力，艰苦成长的中国；‘网络的中国’是中国人一个全新的希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中国在政府的精心策划和人民的努力下，已经逐步建立了工业社会的雏形，也为网络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个以计算机、通讯、网络为基础，以知识为资本，以超越市场经济为主的新经济中，如何建立‘网络的中国’，使中国再度屹立于世界之中，成为新文明的领导者，这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中国人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所以，我们都“在这个新的21世纪之初，谨以最大的诚意和发自内心的祝福，祝愿这个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五千年的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学会更多的彼此相爱。”

结语

　　在网络文明的新时空里，温世仁先生坚信：“网络，是上帝送给穷人最好的礼物”，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或是玩物，它就像日月星辰属于我们这个地球家园的全人类一样。为了“告别贫穷”，他和同样是来自台湾的林光信先生带领着他们的同伴，说“我们像一群孤独的战士，背负着似乎不可能的任务；行走在西部的草原和黄沙之中。我们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苦难同胞无法忍受的关怀，和一种不灭的信念：深信在我们背后有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正蓄势待发：它的名字叫做中国！”（黄羊川二部曲：《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作为一个来自农业社会的农民的儿子，我为身心的分裂深深地痛苦过，我在迷失的工业社会里为回归家园和大地而千百次地努力，但是走遍了乡村与城市，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前段时间在北京，我在千乡万才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总部的会客室里等候林光信先生从外面回来，在这个温世仁先生生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着四周墙上挂着的那些从西部拍摄回来的高原雪山、山川大河与大草原和乡村的照片，在北京首都这样一个高级商务区里，我却梦回了故乡，那些一直让我希望与追寻的爱和信，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魂牵梦萦的祖国家园。作为一个曾经在“乡土中国”长大的中国人，我对农业文明和农业时代有着与生俱来的感情。我们都曾经来自那些大地的深处。虽然我们已经把自己溶入了以城市化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里，但是，城市之外那广袤的大地里有我们的根，有我们的梦和爱，那里是我们所有炎黄子孙“情感的故乡，梦中的家园”。温世仁先生和林光信先生已经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并且还在继续以先身示卒的榜样，在黄土高原的古丝绸之路上，在那个名叫黄羊川而黄羊却已经成为传说的地方，在网络文明的新时代，用跨越文明的时空的创造性劳动，努力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农业文明不须重复工业社会发展而直接跨越到网络文明的社会里，他们为华人世界重续了炎黄子孙梦断千年的黄羊归川梦想。他们用信望爱，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社会的希望和力量。 黄羊归川，心已跟随！

写于广东珠海

2004/5/31（初稿）2004/6/2（修订稿）

2004/6/6（再修订稿）

注释：（具体注释省略，主要引文出自下面两本书）

温世仁着：《新经济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01年3月北京第1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和刘鹤先生分别做序）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项目，本丛书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本文引用其中《中国农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的资料）

本文的写作没有引用曹锦清、陈保平：《中国七问》一书的资料，但是在写作前的思考中受益于很多他们的启迪。（曹锦清、陈保平：《中国七问》，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另外，朱厚泽先生的《跨越文明的峡谷》对本文的写作也有直接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