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3/7

　　2003年7月，我曾很偶然地第一次去了湘西，没想到在那里知道有个叫芷江的地方，历史曾经在那里终止。8月中旬，我准备再到湖南做一次苦涩的“出差”。因事情耽搁，在广州市住了一夜，次日在书店很偶然地买了温世仁、林光信先生合着的黄羊川二部曲《告别贫穷——八亿农民的出路》，知道了黄羊川的事。我从青少年再到中年都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中一路走着，此时，我才知道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一切竟在这黄羊归川里。我这个自认为海内华人的流放者不用再到处浪迹天涯了。离开书店，我当即从广州返回。

　　回来的路上，公共大巴在高速路上飞驰，车窗外的家园大地如扯幻灯片一样纷纷拉下，我们的车往前疾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半路回头，‘我们将做，并且倾听’”(《圣经·出使记》第24章，第7节)。

　　总是在路上飘零的岁月里，我曾经很认真的阅读地下出版的《哈唯尔文集》，我反复阅读江登兴先生和梁燕城先生的《重建中国人的骨气与灵魂》，把它改名为《以爱回报中国》在网络张贴。“路遇”温先生之后，我则买他的书到处送人。十一长假，与朋友从广东开车到外省旅游时，我特别绕道广西，请我少年时的中学同学约见当地的教育局长，给他介绍“千乡万才”，局长认真听我的介绍，高兴地收下我转送给他那本我在广州“路遇”的书，他还忍不住问，你是不是温先生公司里的？当我回答说我还不认识温先生时，我们竟有些不好意思。他也许觉得自己不该问，而经他一问，我才突然想起我这个热衷于推销“千乡万才”的人竟然还没见过它们的“主人”。我们这两个素不相识，而且相隔遥远，职份不同的人，竟然为一个无亲无故的人，在别人度假的时候走到一起来。

　　不论是在何时何地，我都要找机会，向那些见过面或是没见过面的朋友们推荐温世仁先生。我给熟悉的朋友如此形容我的路，即：哈唯尔（反政治的政治）+梁燕城（以爱回报中国）+温世仁（黄羊归川的梦想），我说这三者，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行。

　　2003年12月11日深夜，我又写电邮和青年作家余世存先生说由我负责和温先生联系，说我要把他们和在加拿大的海外华人梁燕城先生联系起来：以爱回报中国。点发电邮后，我偶尔点“千乡万才”网站，突然看到“温副董离开了”那走动的字幅，我的心跳几乎为之停止，可是看到被媒体誉为“为冰冷科技界注入暖流”的弥勒佛的温先生，却在网路上一如既往地微笑，仿佛是要给人们开一个玩笑。这个宣称“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科技大佬，他竟然用比技术更新换代更快的速度，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形下离开，给他身后的人们留下了迷一样的未来。

　　这个一年有三百多天在路上的人，因为他的勤勉和执着，已经蒙恩离开那条风尘仆仆的西部路回家了。那是一个“林茂草美，黄羊成群”的地方，是人们“情感的故乡，梦中的家园”。而我们这些需要风雨兼程的人们，还跋涉在这归家的路上。

　　李敖先生曾说“陈文茜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但是，当我眼框含泪读完陈小姐的《写给下一轮的温世仁》后，我感到的是更无助的惶恐。“当我们有他时，不知珍贵，等我们失去他……时，我们才发现，世上再难有第二个温世仁了。”

　　我们都能感到温先生离开之后，他给两岸中国留下的空挡。举目四望，我们看不到有谁可以填补。也许“世上再难有第二个温世仁了”，那幺，温世仁之后的下一轮会是谁呢？

　　陈小姐说“舍不得，不只是舍不得他，也舍不得这个社会从此少了一位善良聪明的人。”“作为一个朋友，我心很痛，也不平”，她激愤“我当然不信上帝，否则一定在教堂里谴责上帝，质问为什幺这幺早带走温世仁”。陈小姐说的何曾不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呢？
　　面对痛心疾首的陈文茜和所有痛失他的朋友们，温先生却总是宽厚地笑笑，仿佛说：“身为基督徒，我相信生命是出现在舞台的那一刻，死亡与黑暗则是在生命背后衬托光彩的布景，每个人在生命舞台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尽力把这个角色做好，就是最精彩的演出”。

　　高希均先生说温先生有“人文心”是“以人为本”，所以他给大西北留下了黄羊归川的梦想，还说“因为有中华情，他更是一位锲而不舍的‘两岸双赢’的推动者，”他为台湾留下了“两岸双赢”的祝福。他的千乡万才已经播种在最偏僻的西部，希望和未来将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地图上台湾和中国大陆，隔着黑水沟，在温世仁心中‘经济海峡早已消失’”，而政治的海峡却是惊涛骇浪，温先生把“两岸双赢”的祝福留给了他身后的朋友们。

　　“大西北”、“英业达”和“祁连山下的小孩”舍不得他，因为从“丝路”（第一次文明浪潮）到“网络”（第三次文明浪潮）的跨越还是一个黄羊归川的梦想。
但是，家在两岸的中国人更离不开他，因为“两岸双赢”还是个跨世纪迷局，人们深陷其间，却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开。

　　世界上多的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网络文明的差别，但是，人世间只有柏林墙、三八线和海峡两岸这三个让同胞血流成河的地方。也许黄羊归川的梦想需要弥合的只是一个社会里的文明落差，而“两岸双赢”需要弥合的却是一个国家的裂痕。后者远比前者更棘手，更没有先例。这个时候，我们才体会到古希腊哲人希罗多德说的那句话，“世界上没有比一个既真诚又聪明的朋友最可宝贵的了”！

　　陈文茜小姐知道“历史是一张薄薄的纸”，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当“两岸和谈代表”。欧洲的柏林墙已经在上个世纪倒塌了，而亚洲的“三八线”和“海峡两岸”还不知何日消失。所以，希望能在此生亲眼看到海峡两岸风平浪静的那一天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愿望。陈文茜小姐在“写给下一轮的温世仁”的开头说的就是：“这是我最不愿意写的文章之一，和温世仁道别。
　　“他倒下的前一天，仍极关心这场大选，对北京政治及两岸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当时太忙了，只匆匆和他说‘改天再和你谈’，便挂了电话。”

　　哪知他们只相隔一日，竟已不再有明天。再谈的时候，就只能是回忆。

　　陈小姐在“写给下一轮的温世仁”中给我们提到，“有回他跟我说，胡适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他希望可以超越胡适，……他相信观念的传输，才是世界往前走的动力。”还说“温世仁一生助人，他总用不寻常的故事，劝人要有梦想。他没有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不学大企业家搞造神运动”。但是，她不再提起“改天再和你谈”的问题——即温先生念念不忘的“两岸双赢”。

　　温先生曾在《面对不可知的明天》中说过“一个人成为什幺样的人，决定于他选择了什幺路。每个人在向前迈步之前，要先选对了他自己的前途……”

　　他还如此给我们说过“前途”：“……对于生存的人来说，前途指的就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前面的路’。当一切都失去时，我们还是会拥有‘前面的路’。一个人如何在苦难中学会成长，在伤痕中站起来，继续迈向前去，那就是‘前途’，那就是生之勇气。”

　　而对所有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问题还是在于：“现在，我把生命和死亡、祝福和诅咒这两种选择摆在你们面前，你们必须选择生命。这样，你们跟你们的子孙就能长久生活下去。《圣经•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因为我们应该知道：“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幺益处呢？他还能拿什幺换回生命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到第三十七节）”。

　　上个世纪的1990年，谁都不能想到庞大无比的苏联会在“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了，而古老的俄罗斯却永在。在暗无天日的古拉格群岛里，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话没有被他们的人民忘却，“为了取得前进的力量，我们就必须怀抱到达一个乐土的希望。”

　　同样长期致力于“‘两岸双赢’这条路”的高希均先生“曾经预测，也一再期盼：‘如果两岸领导人能握手言和，真正的展开‘中国人帮国人’的新契机，那幺他们一定是当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但是，他却忘了自己曾公开赞美过的“一位锲而不舍的‘两岸双赢’的推动者”——温世仁先生。因为我们不能“用不寻常的故事，劝人要有梦想”。

　　在我的心中，一个给人带来“黄羊归川”梦想的人，一个“锲而不舍的‘两岸双赢’的推动者”，是最无愧于诺贝尔和平奖的。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之所以需要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给人带来赞赏，也是因为人为诺贝尔和平奖带来光荣！

　　只要中国还在，我相信有一天，未来的中国会给一个叫温世仁的人造一个可与诺贝尔和平奖媲美的大奖。

　　温世仁先生在《西部开发十年可成》一书的结语《行动的时刻》里说过：“最后，我想用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一句话来作为本书的结语，雨果曾经说：‘这里不再出伟人，让我们努力做大事’”。

　　我常想，温先生在台湾生长，年轻时就在台湾事业有成，林先生则从台湾到美国居留，二十年间功成名就，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后，他们怎幺都去了那个连自来水都喝不上的黄羊川呢？也许，我们都是那只在大草原上出没的黄羊，黄羊怎幺可以离川呢？没有黄羊的地方还叫黄羊川吗？作为一个身在祖国大陆，却自认为是海内华人的流放者，我因为“路遇”温世仁先生和他的同仁林光信博士，而成了矢志不渝的“黄羊归川”的追随者。所以，在“两岸双赢”还是一个悬案的今天，我以此文写给温世仁身后的两岸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