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经济
　　 党项族在迁徙以前，完全靠畜牧业和狩猎为生。《旧唐书》和《新唐书》说他们“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牛、马、驴、羊以食”，“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无文字，候草木记岁。三年一相聚，杀牛羊祭天，取麦他国以酿酒”。“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俗尚武，无法令赋税”。说明那时的党项族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唐朝贞观年间，党项族迁徙祖国西北地区，和当地人民相处，逐步吸取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发展，商业活动也逐渐频繁。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农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还不是主要的。“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反映了畜牧业在党项族的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延续到西夏建国前后，党项族占据了兴、灵和甘、凉等地，农业才逐步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

一、西夏的农业和畜牧业
　　 农业和畜牧业，是西夏建国以后的主要经济部门。
1．封建土地所有制
　　 西夏的土地所有制有皇室、地主和小农三种占有形式。皇室占田，主要是通过战争掠夺而来，或者是宋、金割予的土地。朝廷驱使士兵在战争间隙时进行耕种，占有全部收获物。所谓 “夏国营田，实占正军，一有征调，辄妨耕作”，就是指的军垦而言。另一种则是官僚、贵族和地主所占有的私田。他们将掠夺来的或皇帝赐予的土地，役使无地的农民耕种，或将土地分租给农民，收取高额的地租。西夏建国以后，党项族的一些官僚贵族，逐渐转变为兼营土地的大地主，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掠夺宋朝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变为自己的私田。夏福圣承道三年(公元1055年)，谅祚的舅父、国相没藏讹庞，霸占宋麟州屈野河以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派兵护耕，“令民播种，以所收入其家，岁东侵犯”、“宴然以为己田”。奲都元年（公元1057年）又屯兵数万人于屈野河，“尽发麟州以北民、耕牛、农具，计欲尽耕河西地”。除此之外，地主阶级还以各种超经济的手段，直接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和园宅。天盛八年（公元1156年），乾顺的庶弟、晋国王察哥死，因其“有园宅数处，皆攘之民间”，人民甚为不满，仁孝不得不下令归还原主。
　　 内蒙古黑城出土的天盛末年卖地文契，反映了西夏普遍存在的土地买卖现象。西夏的法律条文中，还明确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以永远占有，并有权买卖，说明西夏除朝廷和地主官僚占有大量的土地外，还存在着拥有少量土地和农具的自耕农阶层。
　　 西夏的赋役十分繁重。夏国境内的农民，十五岁为丁，二丁抽正军一人，为统治阶级服军役、垦田。按照规定，在服军役时，必须自备弓箭、盔甲等武器装备，所配的马、骆驼作战死亡，得由自己赔偿。此外农民还得向朝廷和地主缴纳各种租税。还在李继迁时，银州党项族部落首领拓跋遇便向宋朝边吏诉说赋役的苛虐情况，要求允许他移居内地，以逃避繁重的赋税和劳役。晋王察哥，在大德元年(公元1135年)广建府第，向党项族和汉族人民横征暴敛，使“蕃汉苦之”，其苛刻的程度连濮王仁忠也对他提出弹劾。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民生活更是陷于绝境。大庆四年，兴州、夏州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涌”，林木皆没，数千居民死亡。仁孝采纳御史大夫苏执礼的建议，下令兴、夏二州，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但是人民无以为食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善。西夏的情况和当时内地的封建社会一样， “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同样是西夏社会的基本矛盾。
2．农业
　　 西夏建国以前，党项族聚居于夏、绥、银、宥等地区，由于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还不很具备，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不居重要地位。再加上频繁的战争，田地荒废造成“军兴粮馈”，士卒不得不多用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为食。至于一般人民，则“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黄；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以为岁计”，基本上靠饲养家畜和采集各种野生植物度日。宋初，随着疆土向西、南开拓，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公元1001年，李继迁以五万之众包围灵州，利用戍守灵州的宋朝兵少、不敢出战的机会，在山川险要的地方设兵布防，对城四周的肥沃土地“垦辟耕耘”。次年五月，李继迁占领灵州后，下令修筑黄河堤坝，提高水位，引水注人前朝开凿的渠道，灌溉农田，对发展水利已有重视。
　　 西夏占领东起黄河、西至玉门的广大地区以后，除绥德、横山、葭芦、米脂一带原有的可耕地之外，又拥有了农业比较发达的兴、灵、甘、凉诸州。这些地区“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特别是这些地区“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促进西夏农业的迅速发展。
　　 兴、灵等州，从秦汉以来各族劳动人民就已先后开凿秦家、艾山、七级、汉伯、特进、汉源、唐来等数十条渠道，灌溉着数万顷土地。西夏时期，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新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新渠的修建和古渠的疏浚，使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西夏的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主要指的就是兴、灵一带。这里所产的粮食，除供宫廷、驻军和当地居民食用外，还可以支援西夏境内的其他地区。据记载，贞观十年，瓜、沙、肃三州连续六个月干旱，水草枯绝，“牛羊无所食，蕃民流亡者甚众”，乾顺便命发灵、夏诸州的粮食予以救济。甘、凉二州，早在汉代便开始利用祁连山的雪水，开凿渠道，引水灌田。元昊占据甘、凉二州以后，以其殷富而视为国家的右臂。大安十一年，银、夏二州干旱，禾麦不收，民间发生饥荒，秉常令运甘、凉诸州的粮食进行调剂。所以西夏“土境虽小，能以富强”。
　　 除兴、灵、甘、凉等地外，绥德无定河以东的一些地方，土地肥沃，有利于发展农业，“夏人赖以为国”。米脂、葭芦两城的周围，良田也不下一二万顷，夏人谓之“歇头仓”，又名“真珠山”、“七宝山”，以盛产粮食而著名。兰州的质孤、胜如二堡附近，在汉代便是屯田的地方，有大片肥沃的农田，以两泉水灌溉，夏人称为“御庄”。西夏境内“耕稼之事略与汉同”。从骨勒茂才编写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可以了解到西夏所种植的粮食品种主要有麦、大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等。耕作的农具有犁铧、镰、锄、锹、碡碌、子耧、耙、攫坎等，和内地大致相同。除粮食外，还有水果和蔬菜的栽培。蔬菜品种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等。
　　 西夏农业中已普遍使用牛耕。这不仅《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文字可以证明，而且还可从甘肃安西榆林窟西夏时期壁画中有牛耕图得到佐证。图中画两牛抬扛牵引犁铧，一人紧扶犁把，形象地反映了西夏农业生产中的牛耕情况。由于耕牛对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官僚地主死后，将耕牛做成模型用以殉葬。1972年—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夏陵区先后发掘的三座陪葬墓中，都发现有铜牛作为随葬品。这种葬俗无疑是西夏社会经济的具体反映。
　　 西夏建国以后，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因而才有可能在许多地方设置粮仓，用以贮存谷物。据记载，西夏在摊粮城、西使城、左村泽、鸣沙州、葭芦城、米脂砦、质孤堡、胜如城、龛谷砦等十多处地方都没有粮仓，其中鸣沙和龛谷的粮仓，称为“御仓”。大安七年，宋朝泾原副总管刘昌祚率兵五万进攻灵州途中，破鸣沙州，得“窖粟百万”。西夏在石堡城的粮食储藏量也多以千数，所以乾顺时称此地为“金窟埚”。
3．畜牧业
　　 畜牧业是西夏另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夏国建立以前，党项族人民长期从事畜牧业，有丰富的生产经验。西夏建国以后，由于地域扩大，草原地区增多，畜牧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西夏境内的许多地方，如地斤泽和定、瓜、沙诸州，都有广阔的草原，以供放牧。特别是凉州地区，“善水草、宜畜牧”，素有“凉州畜牧甲天下”之誉。西夏的牲畜品种主要有羊、马、驼、牛、驴等。马匹除军事需要外，还是对宋、辽、金进行贸易的大宗传统商品。宋朝初年因与北汉、契丹进行战争，在沿边大量购买马匹，其中以“陕右诸州最盛”，“河东、川峡仅居其半”。西夏向宋、辽、金频繁派遣的贡使，也以大量的马、骆驼作为主要贡品。西夏每次对外作战，损失羊、牛、马、驼等各种牲畜，常常数以万计。这些都足以说明西夏的畜牧业生产具有较高的水平。近年来，西夏陵区和西夏省嵬城址出土的石马和大量的羊、牛、骆驼及其他畜骨等都表明，畜牧业在西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西夏的畜牧业，同样有官营和私营两种形式。在西夏的朝廷里，设有“群牧司”，以统管全国的畜牧业。

二、西夏的手工业
　　 西夏建国以前，除有简单的皮、毛加工外，其他手工业很不发达。西夏建国以后，由于农牧业的发展和贵族、地主阶级对各种生活用品的侈求，使手工业迅速发展。西夏手工业种类繁多，某些产品除满足本国的需要外，还大量出口。
1．纺织业
　　 西夏建国以后，在原有的皮毛加工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了纺织手工业。1972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物中，有木刮布刀、石纺轮等纺织生产工具，反映了西夏纺织业的部分情况。西夏的纺织产品，主要有氆氇(Pǔ·lu音普鲁)；毛褐（hè音贺）、毡、毯等。这些产品除满足本境需要外还是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1975年宁夏西夏陵区正献王墓，出土有罗、续、锦等丝织品残片。其中的茂花闪色锦，在我国为首次发现，织制工艺精致，显示出丝织手工业的精湛工艺。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了元朝初年，马可波罗途经额里合牙的阿剌筛城（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音浩特城），称赞该城制造的驼毛布为“世界最佳美”，也可以间接反映出西夏毛织手工业所达到的水平。
2．军器制造业
　　 随着西夏对外战争的需要，军器制造手工业也由最初的单纯仿制宋朝兵器，进而有很大的独创。西夏的兵器种类有箭、枪；剑、锹、钁铿、斤、斧、刀等；还有名叫“对垒”的战车，可以载人填壕而进，是攻城的一种先进装备。西夏有一种旋风炮，装置在骆驼鞍上，可以发射拳大的石弹，是一种很精良的武器。
1975年在西夏陵区发掘的一座帝王陵中，出土了一件长达一米的铁剑。尤其是西夏制造的甲胄，采用冷锻工艺制造，坚滑光莹，一般的弓箭很难射透。1972—1975年发掘的遵顼陵墓中，出土了大量甲片，有的外表鎏金，厚薄均匀，孔眼整齐划一，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3．冶金手工业
　　 西夏的冶金手工业，是与生产工具和军器制造紧密联系的一个生产部门。西夏境内的夏州，有丰富的铁矿。元昊时，在此设立铁冶务，主管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用以制造各种农具和兵器。
　　 甘肃安西榆林窟壁画中，有西夏锻铁图，画面上两人手持铁锤，密切合作，正在铁砧上锻打铁具，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西夏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情景。从锻铁图中，还可以看出西夏冶铁已采用竖式风箱。竖式风箱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工艺设备。
　　 由于风箱的改进，加大了风量，增强了空气在炉中的穿透能力，使燃料得到充分燃烧，提高了冶炼的强度。西夏境内缺少铜、锡等矿产，为了制造兵器、符印、铜牌和货币等，需要向宋、辽、金换取这些金属原料。宋、辽、金等国虽然常常对西夏进行封锁，但是，这些国家，特别是宋朝，为了满足自身在军事上对西夏马匹的迫切需要，有时也不得不以一部分铜锡来交换。西夏制造的青铜器具，如印章、符牌等，解放前后都有发现。1956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的一批西夏文物中，除大量的生产工具外，还有西夏文铜方印，印的背面用西夏文标有“奲都五年”(公元1061年，谅祚年号)，印文是西夏文“首领”二字，制作精细，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夏文印。1976年在西夏陵区出土的一件铜牛，表面鎏金，体形硕大，形象逼真，重达188公斤，同样显示了高超的冶金铸造工艺。
4．金银器制造业
　　 西夏在中央机构中没有文思院，专管金、银、犀、玉等高级用品的制造，以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195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高油房西夏古城址中，发现大批的金、银器。1976年3月在宁夏灵武县发现的一批银器中，有曲腹钵、敞口碗、盒等，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厚薄均匀。有的器底有线雕卧牛的优美图案；有的钵、碗内底有墨书的西夏文，注明器物的重量。银川西夏陵区出土的金、银器中，有金带饰、金鞍具、鎏金银饰等，有的镶嵌有绿松石或蓝宝石。从这些出土文物来看，西夏的各族手工业匠人，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铸、锻、焊、抛光；切削、钻孔、鎏金等工艺技术。
5．采盐业
　　 采盐是西夏最为兴盛的手工业，并在西夏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仅盐州一处，就有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四个盐场。乌池、白池更以出青、白盐而驰名，故又叫青、白盐池。
　　 其中乌池周围八十里，小盐池方圆二十里，都是自然凝结而成盐，产量很大。西夏对采盐实行官营，在中央机构“三司”中，设有盐铁使一职，专管盐铁，足见对采盐业的重视。元昊时“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要求宋朝每年买进西夏青盐十万石，宋朝由于要保护山西解县池盐的收入，不接受这样多的数量，由此估计西夏每年至少采盐数十万石之多。盐是西夏与宋、辽、金进行官方贸易，换取粮食的主要产品，但是，由于“青盐价贱而味甘”，解池盐不能和它竞争，民间走私始终不断。
6．建筑业
　　 西夏的建筑业，在元昊称帝后也有很大的发展。唐朝初期党项族以游牧为生，“织？尾，羊毛覆屋，岁一易”，建筑还不能成为专门的手工业。但在逐渐定居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宋初有了明显的变化。李德明时，在？子山“大役民夫数万”， “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元昊称帝，先于兴庆府城内建避暑宫，“适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以后又在贺兰山“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此外，西夏还在西安州天都山建宫殿七座，“极壮丽，府库官舍皆备”。天祐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重修的凉州护国寺， “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这些宏伟瑰丽的宫殿、寺庙，虽然早已焚于兵火，但无疑反映了西夏建国以来建筑技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西夏建筑技术也表现在营造皇帝的陵园上。西夏陵园，在今宁夏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陵区范围东西四公里、南北十公里，帝陵按时代先后，依山势由南向北顺序排列，庄重严整，宏伟壮观。西夏各代帝王各有陵号，每座陵园都独自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面积达十万平方米以上。各个陵园均由角台、烟台、碑亭、月城、内城等部分组成。月城内原树有石像生，内城四周有神墙，城内有献殿和灵台。平面严格按照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格式布局。根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在陵园废址内发现大量的兽面纹与花卉纹瓦当、虎头纹滴水、长条砖、槽形砖、白瓷墙贴、琉璃瓦、脊兽、琉璃砖、鸱吻、莲花柱础等建筑材料。其中琉璃鸱吻高达1.52米，用于宫殿建筑的正脊上，十分瑰丽，是迄今国内发现最为高大的古建鸱吻。从陵区东部边缘发现的数十座西夏砖瓦和石灰窑址，说明这些建筑材料是就地烧制的。陶窑的结构，也和中原地区唐宋时代马蹄形砖瓦窑的基本特点相同。西夏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地的黑城，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据 1908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的调查，城址略呈长方形，北垣长466米，西垣381米，外表用砖包砌。为了增加城墙夯土的牢固性，墙中加夹木构。城墙底部厚约12米，城门宽 5.5 米，有月城护卫，十分坚固，至今遗址尚存。宁夏境内现存的西夏城址也有多座，石嘴山的省嵬城、同心的韦州城、海原的西安州城等，都是保存较好的西夏古城遗址。西夏文和汉文的甘肃武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中有石匠、瓦匠头监等称谓。《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回廊、重袱、平五袱、檐袱、桅袱、椽准、檩、栏扼、柱脚、斗拱等建筑术语。这些都足以说明西夏建国以后在砖木建筑技术上的成熟。
7．陶瓷业
　　 西夏日常生活用的陶瓷器，除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部分高级瓷器，是通过贸易从宋朝输入外，大部分民用瓷器是西夏自己烧造的。1964—1965年在宁夏石嘴山市西夏省嵬城址出土的白瓷碗、白瓷盘、酱釉瓷碟、玉壶春瓶等，有的虽瓷胎粗厚，但也不乏精品。灵武县崇兴乡发现的上百件西夏窖藏瓷器，有碗、高足碗、盘三种器型，釉为白色，壁很薄，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均不挂釉，器底有砂痕，具有显明的民族特色。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发现的两件西夏酱褐色釉剔花瓶，瓶身刻有牡丹花纹，十分精美。
　　 公元1914年夏，英国人斯坦因率领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到黑城盗掘文物时，“觅得有釉之碎陶器甚多，率作青绿二色，间杂冰裂纹，大块碎片不少，此种陶器疑即当地所产”。凡此种种，都说明西夏的陶瓷制造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1984—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宁夏灵武县磁窑堡进行发掘不仅出土了极为丰富的西夏瓷器，而且证明上述各地发现的瓷器，均为灵武窑烧制。此外，在贺兰山插旗口内有一处窑址，所烧白瓷仅在西夏陵区的陵邑遗址中出土与之相同瓷质、釉色的器物，很可能是一处专为西夏皇宫烧制瓷器的秘窑。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发现的西夏瓷器另具特色，当在青海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也存有西夏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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