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文化
　　 西夏建国前后，由于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上层统治集团也大量吸收汉族封建地主和文人，从而加速了党项贵族封建化的进程，最后完成由氏族酋长到封建官僚、地主的转变。这个过程，完全是在悠久的汉族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尽管在西夏的封建制确立以后，统治阶级内部还一直围绕着实行“汉礼”还是“蕃礼”，即保留落后的习俗文化还是吸取汉族先进文化进行了多次斗争，但是斗争的结果，先进的封建文化终究战胜了落后的氏族习俗，并且成为发展和形成西夏文化的基本内容。宋朝大臣富强概括西夏的经济和文化情况时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说明西夏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建国之前的社会风俗
　　 党项族在建国之前，有“生户”、“熟户”之别。“熟户”是指和汉族人民有较多交往或居住在城镇的那些部落。他们受汉族人民的影响，汉文化程度较高，较早地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和文化都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还较多地保留着党项族原来的旧俗，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
　　 这时党项族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法律制度，各个部落还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李继捧在宋太宗的压力下，被迫交出党项族世代聚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地。在他的影响下，党项族内附宋朝的先后有二百七十余部，合五万余帐(户)。宋太宗问李继捧在夏州用什么方法制服党项诸部，李继捧回答说：“戎人鸷悍不拘；只是羁縻而已，还不能说已制服了”。党项族长期形成的习俗起着比政治上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部落之间发生械斗时，酋长用传箭的办法即可纠集部众，“其从如流，俗尚然也”。
　　 党项风俗喜欢复仇，以不复仇为耻辱。有仇必报，若一时不能报，则先逃奔他处躲避。三天以后再来，捉人马射之，号曰：“杀鬼招魂”；或缚草人埋于其地，众射而还，以为“厌胜”。没有复仇力量的，则纠集邻族妇女，到仇家放火焚烧庐舍。党项族所聚居的各州，刺史下没有“和断官”，选择那些巧舌能辩的人担任，判断是非，而不是根据法律条文办理。
　　 党项族占卜之风甚为流行。
　　 唐以前的党项族实行族外婚和收继婚制度，“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性。”流行一夫多妻制，“蕃戎之俗，诸母众多”。这种落后的风俗在西夏建国初期仍然相当流行；特别是在西夏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更甚。
　　 人有病时，多不请医治疗，流行占筮。令巫师送鬼或将病人迁移他室，谓之“闪病”。这些风俗，是党项族建国以前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反映。

二、语言和文字
　　 党项族的语言和文字，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在归附唐朝以前党项族曾一度为吐蕃族所统治，曾借用藏文的字母拼写语言。西夏语言和藏语比较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与彝、僳僳、纳西等族同属一种语族。
1．语言文字
　　 西夏语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在句子中，谓语动词往往位于末尾，宾语则放在动词的前面，而形容词有时放在名词之前，有时则置于名词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近八十年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很多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而制成的。西夏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书颇重复”。字体有草、行、篆、隶、楷等。字体的构成，多采用甲汉字的会意法，也有和汉字相同的以类相从法。
　　 西夏文字结构是以文字元素搭配组合而成。党项人论述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时也说：“论末则殊，考本则同”。《宋史》把西夏文字的创造归功于元昊，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辽史》记载为“李继迁……子德明，制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则把西夏文字的发明归功于德明；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则认为：“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说西夏字是由野利遇乞创造的。这三种说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把西夏文字说成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这些说法和把汉字的发明归功于苍颉一样，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认为西夏文字是党项族劳动人民在长期语言实践的基础上，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参照汉字的偏旁部首先创制出一些构成西夏文字的基本元素，然后将这些基本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的。元昊称帝时，令野利仁荣造蕃书，可能是把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公布和推行。西夏文公布以后，汉文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大量的实物表明，不仅劳动人民，就是在统治阶级中，也往往两种文字同时并用，汉文在西夏文化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2．语言文字学
　　 西夏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并有许多论著。
　　 据出土的刊本和写本，西夏人编撰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五音切韵》等有关语言文字的著作多种。《音同》刊印于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成书的时间则可能还要早些。收集六千一百多字。它仿《切韵》的分类，以每个字第一个子音的次序排列。子音又分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牙音、喉音等九类。每一类中又将含有相同发音系数的字，依次归纳成同一小类，所以在同一类中，只要知道其中某个字的读音，其余各字的音也就可以随之读出。
　　 《文海杂类》排列方法和《音同》按韵排列的方法相似。每字下有三部分注释：一是分析字形，二是解释字义，三为反切注音。《文海》残缺很多，今只存有三千字左右，依韵排列，也分字形、字义和字声三部分。《蕃汉合时掌中珠》为西夏乾祐庚戌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党项人骨勒茂才所著，它是一部汉文和西夏文对音对义字典。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说，这本书供西夏人学汉文、汉人学西夏文用，以达到互通语言，增进党项和汉族人民之间阶情谊。全书按内容分成天、地、人三大类，每类又分成列，每列四行。右数第一行为西夏字的汉字注音，第二行为西夏本字，第三行为西夏字的汉文意义，第四行则为释义汉字的西夏对音字。这部字书，为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提供了方便。此外，又有名为《杂字》的书，收集的字分类排列，有天、地、人三大部，以下再分小类，如男子衣服、妇女服饰、树木、蔬菜、草、五谷、西夏姓氏、器具等。解释字义用小字，并注明其汉字，如西夏字“琵琶”下注曰“汉名琵琶”。可能是作为启蒙教育的杂字课本。
　　 由于西夏时期大力推行用西夏文字翻译各种汉文经史典籍及佛经，所以西夏文字在一部分党项贵族及僧侣中具有深刻的影响。西夏灭亡以后，元朝的统治阶级曾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在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于原西夏统治的主要地区，继续利用佛教来加强对党项民族的统治。考古材料证明，西夏文在个别地方还一直延续到明代晚期，河北省保定市近年还出土了晚至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西夏文字雕写的石经幢。

三、科学和教育
1．印刷技术
　　 我国是世界上发明印刷技术最早的国家。隋末唐初，在吸取魏晋南北朝镂石刻志技巧的基础上，发明了雕版印刷。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为我国现存最古的刊本。宋代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活字版印刷，将印刷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内地的先进印刷技术，这时也传入西夏，对促进西夏文化的提高和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
　　 发现的西夏实物证明，书籍、佛经和杂字课本等已广泛地使用印刷技术。最早的刊本是公元1085年。据前苏联的报导，公元1908年沙俄军官柯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黑城盗走的佛经达三百四十五种。　我国现存的西夏文佛经，除传世的嵬名仁孝时期刊印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说大孔雀王咒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外，1972年在甘肃武威又发现西夏天盛年间刊印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残本。此经为梵夹本，上下框单栏印刷，纸质洁白、柔软、细密。还有一种“施经愿文”，上下框双栏，高只9厘米，后署“乾祐乙巳年二月日施” (仁宗乾祐十六年，公元1185年)。另有一种杂字印本，四边双栏，行与行之间有界线，两个字为一组，便于记诵。在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曾出土了数千块木刻西夏文雕版残块。西夏的印刷技术除主要采用雕版外，也使用了活字。
　　 在俄罗斯所藏黑城出土文献中发现有用泥活字印刷的刊本。甘肃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也属于泥活字印刷品。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中出土的《吉祥遍至合口本续》也显然是采用活字印刷，但它究竞属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印刷品尚存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论证。
2．历法天文
　　 历法和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历法的制定始于夏代。
　　 相传“夏小正”便是夏朝的历书。当时有了节气的划分和干支纪日法。商朝时已知道四分历法，并加入闰月，懂得推测冬至点，以丑月(阴历12月)为岁首。经过长期的改进，到唐代时天文历算更有很大的进步。宋朝初年，沿用北周州日历。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始命司天少监更造新历，命名为应天历。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命司天监参考以前的历法，制成“仪天历”。
　　 西夏在建国以前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历法，“不知正朔几二十年”。德明请以“仪天历”颁赐，才开始有党项使用历法的记载。元昊称帝后，“自为历日行于国中”，但西夏自己制定历法的具体情况不见记载和实物，无从查考。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公元1045年）十月，西夏实行宋朝天圣元年制的“崇天万年历”。大安十一年（公元1085年），宋哲宗又以“奉天历”赐嵬名秉常。宋朝每年孟冬将下一年历法颁施西夏，定为常例，一直到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由于嵬名乾顺依附金朝日久，宋朝不再颁施，西夏才停止使用宋朝所颁赐的历法。据《天盛年改定新法》，西夏设有 “大恒历司”、“史卜院”和司天、太史等主管天文、历法的机构和官职。从近年甘肃新发现的西夏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的日历残件可以看出，宋朝虽然停止了对西夏的历法颁施，但西夏以后所施行的历法，仍和汉族地区一样，以干支记时日，而且每月朔日干支的推算较为难确。据报导，柯兹洛夫盗去的大批西夏文献中，也有日历和佛历数种。
　　 由于西夏重视历法，所以对一些天文现象和大自然变异情况的观察和记载也就比较详细。尽管西夏的统治阶级也同样把自然界的一些异常现象，如地震、慧星、日月食的出现等，看成是神和上天意志的体现，但对这些现象的记载本身，却为研究大自然异常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大庆三年（公元1142年）三月，记载西夏境内发生强烈地理，“有声如雷，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堡，人畜死者万数”；又记载同年四月，夏州一带地震情况：“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陷民居数千”。这些对展前预兆和地震后情况的具体描述，今天仍不失为研究地震的重要参考资料。
3．医药学
　　 西夏建国以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的旧俗，广泛使用汉族的中医、中药学。早年在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便有《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近年武威出土的西夏文药方残页，共八行。药方中的药名有椒、牛膝、苯米等，此外还有“精细煎煮、频频翻动”、“于空腹时温水送下，每服十粒”等关于中药煎煮和服用的方法。根据西夏文《天盛年改定新法》，西夏还没有“医人院”，隶属三品。这些都足以说明西夏在吸取汉族地区先进的中医学技术之后，开始建立了西夏的医药学。
4．法律
　　西夏建国之前，没有成文的法律，相约成俗，“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了之。自德明向宋朝表示臣属以后，“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特别是元昊称帝以后，通过遣使购买宋仁宗放出的二百余宫人，并频繁地向宋朝遣使节，“久悉中朝典故”，“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因此逐渐熟习了宋朝的一些典章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西夏的法律。史称元昊“明法律”当可信。据1963年苏联发表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公布的部分目录，在黑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便有《天盛年改定新法》、《猪年新法》、《新法》、《官阶封号册》等。据报导《天盛年改定新法》共二十章，汇编了西夏的政令。除第十章已公布外，其余尚未发表。第十章对西夏的官衙司署和军、府、州、县的品第等级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早年发现的嵬名秉常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公元1071年)的“瓜州审判档案”，从残文看，系侵夺牲畜的审判记录。大庆四年(公元1143年)，西夏境内许多部落举行起义，反抗西夏的封建统治。仁孝慑于人民的反抗，为了缓和矛盾，又制定赈济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看，西夏还有戍边法。以上事实表明，西夏建国以后，为了维护其封建秩序，在不断吸取唐宋法律的基础上，西夏的法律制度也日趋完备。
5．地理学和史学
　　西夏的地理学也有一定成就。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公元1046年），元昊遣使向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以换回在宋朝境内的党项人户时，使人杨守素持有详细的地图。据记载，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两次出使到金朝，他根据出使金朝的见闻，广采金国的土俗民风和山形胜，著有《奉使日记》三卷，可惜此书已散失。西夏对史学也很重视。除由宋朝传入史书外，西夏自己也相当重视国史的编篡工作。斡道冲的先祖是灵州人，本是汉族归附德明后迁居兴州，好几代都掌管撰修西夏史实的职务。天盛十三年，仁孝曾令史臣修实录，王金等奉命纂修有《李氏实录》。乾定二年(公元1225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职之后，见西夏将亡，愤而撰写《夏国世次》甘卷。但这些史学著作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6．教育和科举制度
　　　西夏统治阶级为适应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封建教育，并仿照唐宋科举取士的办法，培养各级官吏。西夏建国前夕，元昊设立蕃汉二字院。汉字院练习西夏文的正草二体，兼及篆、隶，官秩与唐宋的翰林相同。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元昊改变过去官吏由世族世袭或幕府擢升的制度，建立春学，命野利仁荣主持，用西夏文大量翻译《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和启蒙课本，作为科教书，选择党项、汉族官僚子弟中的优秀者入学。学习结束时，出题试问，量才授以官职。元昊并下令各州都设立春学。
　　 西夏的教育和科举制度，自始至终以吸收和推广汉文化为中心内容，因此宋朝的一些失意文人，往往由于“举子不第，往投于被，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倍为谋主”。
　　 西夏历代统治阶级采取的这些以推行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措施，对提高党项贵族的汉文化水平，缩小西夏和汉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别，加速党项和汉族的融合，增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崇尚儒学和科举取士的结果，也使西夏的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安逸保守，日渐没落腐朽。

四、文学和艺术
　　 反映西夏政治、经济并为其政治、经济服务的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西夏典籍失传，出土的大量西夏文刊本和写本等材料又多未发表，所以还难探究其全貌，现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略予介绍。
1．文学
　　 党项族远在归吐蕃统治时期，就曾用藏文记录本民族古老的传说。西夏建国以后，由于“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在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文学艺术一改以前那种简朴、纯厚的风格，出现了许多类同汉族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
　　 近代人根据零星文献辑录的，便有《西夏文缀》二卷，《艺文志》一卷及《西夏文存》、《外编》各一卷，收集有西夏的诗、表、奏书、铭等多篇。早年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名为《月月娱诗》的诗集。据记载，大德五年乾顺亲自作有《灵芝颂》一首，中书令仁忠等作诗相和。《灵芝颂》的全文已不见记载，1975年在清理西夏陵区仁孝陵的碑亭遗址时，发现了《灵芝颂》的部分内容，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等句，四言一句，二句一韵，句法整齐，短促有力，使我们具体得知西夏诗歌所达到的成就。公元1041年张元随元昊于好水川大败宋军后，在寺壁上挥笔作诗曰：“夏竦（时为宋朝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何曾耸，韩琦(时为经略安抚副使)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踌躇满志，跃然在目。
　　 西夏对宋、辽、金的许多表章，内容非常广泛，论据显明，结构紧凑，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元昊称帝时给宋朝的上表，全文只三百余字，先煊耀其先祖之功德，继述称帝之事势在必行，最后请宋朝予以册封，愿以后“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方之患”，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同时，在散文、戏剧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2．艺术
　　 西夏统治阶级和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一样，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重大作用的音乐也十分重视。拓跋赤辞归附唐朝以后，虽然开始吸取唐朝的礼乐制度，模仿其“尊卑跽拜诸仪”，但党项贵族使用的乐器还较简朴，只有琵琶、笛等几种。唐禧宗时，踢给拓跋思恭全部官乐。唐朝官乐共十部，每部有三驾，大驾用一千五百三十人演奏，小驾用八百一十六人，法驾七百八十一人，乐器俱用金钲、节鼓、中鸣、大横吹、觱栗、桃皮、笳等数十种。经五代到宋朝初年，其间虽经百余年，但仍然沿袭唐乐，音节悠扬，有强烈的唐乐遗风。宋朝乐制沿袭唐朝制度，所以到德明时，礼仪律度音乐等都依照宋制。元昊称帝建国以后，对野利仁荣说：“古代先王制礼作乐，目的在于安宜百姓。我们党项的风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要务，像庸宋那样的缛节繁音，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必须改革”。于是下令改五音为一音，有不遵者杀。人庆初年，仁孝在大力推祟儒学的同时，又令乐官李元儒采集汉族历代乐书的成就，结合西夏本国的具体情况，重新制定新的官乐，经过三年的努力，新官乐制成，仁孝赐其名为“新律”，且进李元儒官职，以奖其功。
　　 西夏的绘画、雕塑艺术，至少在李继迁时已开始出现，史载李继迁被宋军战败逃到地斤泽时，拿出先祖拓跋思忠的画像，以示党项。党项部民见像思人追仔往昔，从者日众，人物画似乎达到了神似感人的程度。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时期的壁画中，除有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牛耕图、锻铁图外，还有团龙藻井、佛、菩萨、火焰宝珠等，壁画用色虽仅土红、黑色、石绿三种，且以土红色为常用，但应用得当，很具特色。莫高窟第四百九十一窟的西夏女供养人塑像，神态端庄虔诚，完满地表现了女供养人向佛祈求“宴福”的诚挚感人形态。所绘的山水画，也已完全脱离了纯粹以山林作为宗教题材象征符号的呆板气氛，开始具有写实的艺术格局，可以独立成幅。1914年英人斯坦因在黑城盗去的文物中，有属于宋院画风的谿山行旅图多幅。黑城还出土有山羊、鹿等动物的纸本墨画。
　　 西夏陵区出土的雕塑中有许多精美品。其中尤以浮雕的栏柱为最佳。它以我国传统的二龙戏珠为题材，凸雕出两条龙在云雾中翻腾戏珠的活泼生动形象，刀法娴熟，栩栩如生，显示了很高的雕刻技巧。巨大的琉璃鸱吻，由上下两段连结而成，兽首鱼尾，张口吞脊，十分威严、庄重。

五、宗教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经魏晋南北朝的推广，至隋唐更为兴盛。西夏历代统治阶级，一方面穷兵黩武，狂戮滥杀；另一方面却“尤所崇奉” 佛教，到处修建寺庙，“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蹊谷，村落坊聚，佛宗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用以欺骗和麻醉西夏的各族劳动人民。
　　 史称德明“幼晓佛书”，远在西夏建国前，佛教便在党项族内流行。宋景德四年，德明母罔氏卒，德明请宋朝允许他在山西五台山——唐代兴起的崇信文殊菩萨的发祥地——修建十座寺院，为其母祈求“宴福”。宋天圣八年，德明向宋仁宗献良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仁宗从之。元昊虽“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也曾于夏开运元年遣使向宋朝献马五十匹，求宋仁宗赐佛经。夏广运年间，有天竺僧善称等九人到宋朝汴京进贡梵文经、佛骨和菩萨像等，回国途经夏州时，元昊向他们索求贝叶梵经，未允，即将善称等人强行拘留。夏大庆二年，元昊又上表宋朝，请允许派使人到五台山供佛。元昊规定每年四个孟朔日为“圣节”，届时官吏和百姓必须拜佛，为其诵经求福，并广建佛寺。兴州一地除元昊前已建有海宝寺、戒坛寺外，又于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在兴庆府东十五里处，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还邀请回鹘的名僧，演绎经文。夏福圣承道三年，没藏氏役兵民数万人，在兴庆府西建承天寺，贮藏宋朝所送的《大藏经》，并且延请回鹘的著名僧人在此宣讲经义，没藏氏和谅祚经常前去听讲。谅祚执政时，曾将延请回鹘僧人经二十年演绎而成的《梵觉经》和金佛等进献给辽朝。夏天祐民安六年，乾顺又将回鹘僧人译的贝多叶经献给辽。夏贞观三年，甘州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掘出古卧佛像三尊，献给乾顺，乾顺大喜，下令在甘州建卧佛寺，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系教派的始祖松钦巴。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佛经和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播教义，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力量大规模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现存《佛说宝雨经》的西夏文译本，即仁孝时期根据藏文译本加以校定的。松钦巴在西藏粗布寺建白登哲蚌宝塔时，仁孝曾献赤金缨络与幢盖等饰物相助。
　　 坐落在青铜峡黄河岸边的一百零八塔，是由一百零八座喇嘛式实心佛塔所组成的塔群。在塔基里曾出土有西夏文题记的千佛图帛画、西夏文佛经残页和具有明显西夏风格的塔模、泥塑佛像、砖雕佛像等，证明是一处始建于西夏时期的寺庙遗存。屹立在同心韦州西夏城址内的康济寺塔，是一座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通过维修证明，塔身的九层以下，为西夏时期的原建，九层以上为明代增建或修建。位于中宁鸣沙乡的永寿塔，始建于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嵬名谅祚时期，是一座八角形楼阁式砖塔。贺兰潘昶的宏佛塔，是一座楼阁式与喇嘛式相结合的复合建筑，形制特殊。塔的下部三层为八角形楼阁式，上部为一个完整的十字折角喇嘛式覆钵体。塔体的天宫中，出土了大批西夏文木刻雕版、绢质彩绘佛画、泥塑佛头像、泥塑罗汉全身坐像、西夏文木简、西夏文字残页等珍贵文物。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是一对相距不足百米，东西对峙，外表装饰华丽，形制高度基本相同的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塔内出土的彩绘绢质佛画、上乐金刚双身木雕像和塔内发现的西夏文年款，证明双塔始建于西夏仁宗嵬名仁孝时期。贺兰山拜寺沟内的方塔，是一座方形十一层密檐式砖塔，1990年冬被不法分子炸毁，在废址中清理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及其它珍贵文物，亦证明了它始建于西夏。1986年在银川市新华街出土的窖藏青铜鎏金菩萨像、青铜鎏金武士像和青铜鎏金和尚像；反映了西夏时期对佛教文化的高度重视。
　　 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从公元五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经隋、唐、宋等朝，石窟已达数千。西夏攻占瓜、沙州以后，将上述两地的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窟内的部分壁画也进行了重新绘制。在榆林窟第十六窟和莫高窟四百四十四窟内，分别有早至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和三年的汉文题记。宁夏固原县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谅祚都年号的题记。除莫高窟和榆林窟外，在莫高窟附近的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酒泉的文殊山石窟，肃北的五个庙石窟，都有西夏修建的洞窟。此外，在武威的天梯山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都曾发现过西夏文佛经残页，在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中有西夏文石题记，证明西夏在这些石窟中都留下了活动的足迹。宁夏海原县的天都山石窟和盐池县的灵应山石窟，现在窟内的造像已荡然无存，但从洞窟的形制来看，很可能为西夏时期所开凿。
　　 西夏中央机构中，设有僧家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等机构，专管全国的宗教事务。这些，都充分反映了西夏国内尊祟佛教的盛况。
　　 西夏除把佛教作为国教广泛推行外，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为西夏所信奉。史载元昊太子宁明，“好学，明大义，然性仁慈，不乐荣利，常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朝夕不少懈”，元昊问他治国之术，他用道家的思想回答：“莫善于寡欲”，说明在统治阶级中也不乏道教的信仰者。
　　 在汉文化影响下发展繁荣起来的西夏文化，是西夏封建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丰富了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内容，是祖国统一多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西夏陵区遵顼陵前碑亭遗址石座上的西夏文工匠姓名和汉文“砌垒匠高世昌” 刻文，永远铭刻着西夏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文化的丰功伟绩，铭刻着西夏各族劳动人民对祖国古代文化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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